柯云路，原名鲍国路，男，汉族，1946年11月13日生于上海。1983年3月1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68年至1972年在山西省绛县插队；1972年：山西锦纶厂工人。1980年，处女作短篇小说《三千万》在《人民文学》发表，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1984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新星》，1986年，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创收视率最高纪录，海外传媒称这部作品“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政治格局”。

1985年，发表长篇小说《汾城轶闻——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孤岛》。1986年，发表了《新星》续集长篇小说《夜与昼》，并获得了人民文学奖。1987年，发表《夜与昼》续集长篇小说《衰与荣》。1988年，创作长篇小说《嫉妒之研究》。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开始转向对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写作，期间作品主要有：《大气功师》、《人类神秘现象破译》、《生命特异现象考察》、《情商启蒙》、《中国孩子成功法》、《新疾病学》、《人类时间》、《发现黄帝内经》和长篇小说《超级圈套》、《东方的故事》等。其中的一些作品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2000年，化名“辛克”发表长篇文革小说《芙蓉国》。同年还发表了长篇小说《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2001年，发表长篇小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 (原名《青春狂》)以及《中学生成功法》。

2002年，发表长篇小说《合欢》、《龙年档案》。根据同名小说《龙年档案》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已陆续播出，并因其创作的《龙年档案》，被权威文学研究机构及多家新闻媒体评为本年度“最会变脸的作家”。2003年，发表作品《把孩子培养成学习的天才》。

2004年，发表新作《童话人格》。

柯云路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或许会觉得陌生，但对于我们这些在文革期间出生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柯云路和他的《新星》等所产生的影响却是难以替代的。

1984年《新星》出版时，正是我们走向社会或即将走向社会的时候，这部被香港媒体誉为“现代官场现形记”的长篇小说适时成为了我们当时认知现实社会的启蒙读物。而今，在笔者周围的同龄人当中，就出现了不少李向南式的人物。

作家柯云路一生钟爱哲学、科学、文学，从其各个时期的作品可见，他涉猎的领域、关注的主题、写作的方式都是多元化的。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勇敢的，因为他突入了一个个写作的禁区，他的作品常常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舆论的反响，也因此他成为了中国大陆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

在笔者眼里，柯云路是一位很有内容的作家，要想在封面故事里给他做一个总结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只好换个形式，与作家作一个访谈，代读者提一些他们想问的问题，算是给读者一个交代吧！以下是笔者与作家的访谈记录：

记者：柯老师，您最近出版的作品《童话人格》据说是对一些著名的童话的破译，这很有意思。在经历了诸多人和事之后，您转而研究人的童年，研究人心灵深处的东西。请问，这是不是一种返朴归真的追求呢？

柯云路：无论进行文学创作，或者进行非文学创作，返朴归真是我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追求。

作为写小说的人，我也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故事如过眼云烟，而有些故事却能长久流传并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位女作家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她终生都怀着“海的女儿”的情结。那么，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究竟蕴藏着什么，为什么它会生长出影响并支配一个成熟女性终其一生的重大情结？

人格往往是在童年形成的，而童年常常是隐蔽的，若梦非梦的东西很多，许多被伤害的记忆或者被道德批判的经历隐藏在深层。这让我们在解析童年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在这个时候发现了童话。

我在《童话人格》中选择了一些著名的童话如《西游记》、《狮子王》、《海的女儿》、《丑小鸭》、《灰姑娘》等，试图通过对故事的解析触动读者的心灵，激活童年的记忆。

当一个人将自己今天的所思所为与童年的经历和梦想贯通在一起时，就会看清楚自己从生命之初的地平线骑着怎样的一匹马逶迤走来的轨迹，也便看到了自己人格形成的历史。

记者：请问您继《童话人格》之后，有哪些新作问世或即将问世？都是关于哪方面的题材？

柯云路：《童话人格》之后，我又写了一本有关马俊仁的书，这是一本另类风格的人物传记，将文学、心理学和运动训练学杂交在一起，是我的又一部边缘性作品，近期就可能出版。

在对马俊仁的采访调查与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马俊仁这个几乎人所皆知的公众人物，为什么过去我们对他的了解和理解这么少？

我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当下的文化中缺少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社会常常会从新闻炒作的角度去观看一个又一个公众人物，缺乏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精神。而没有这种人际关系上的民主精神，我们很难走进另外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记者：有人将您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星》、《夜与昼》、《衰与荣》等切入当代生活的社会小说；二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写作；三是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芙蓉国》等开始至今。是这样吗？

柯云路：这是大致的一种分类。

我的人生爱好有三：哲学、科学、文学。创作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领域，但某一阶段或许会有所侧重。我的写作十分受益于这些爱好。写作文学时，可能会多一些哲学、历史的视角，而进行东方传统文化的写作时，又可能受益于文学表达的自由和方便。我不会刻意约束自己，今后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仍有可能进行所谓“边缘性”写作。

记者：请问您如何保持创作激情？

柯云路：一个作家保持创作激情首先要能够承受生活的压力，要在各种干扰中保持安静的心态，用安静的心态看不安静的世界，就有灵感就有创作激情，当然还有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创作激情需要身心健康。

记者：什么力量促使您不断地去写作？

柯云路：就是总有一种和世界和更多的人交流的愿望，沟通的愿望，就是说我心中有话要讲。

记者：您是想的都写出来了吗？还是有话没说？有什么顾忌吗？

柯云路：我想写的当然没有都写出来，所以要接着写，另外在这个世界上讲真话除了要有勇气还要有技巧。不是吗？

记者：我很赞同这一点。贾平凹说过，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突然觉得他对您的这个评价就很有技巧，您认为如何？

柯云路：贾平凹就是一个讲话很有勇气又很有技巧的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常常会在一些评论中看到，某个作品或某个作家又突破了某个禁区。在一个法制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环境中，讲不讲真话是品格和勇气的问题，而如何讲真话则是技巧问题。特别是一部作品，只有出版才能达到与读者交流的目的。

中国有其特殊的出版环境，这特别需要训练作家讲真话的技巧，从另一方面说也保持着某种作品的张力。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二十年前许多所谓突破性作品，现在看来很平常，如《班主任》、《伤痕》、《爱情的位置》等；相信今天一些突破性作品再过一些年也会被那时的读者认为很平常。这只表明了社会的进步。

、记者：有位评论家在给鲁迅文学院的学生上课时曾说，现在的读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麻木了，作家需要别出心裁给他们死死的掐一下。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柯云路：我觉得这位评论家的说法本身就属于别出新裁的一种说法，有点意思。

记者：您的写作速度很快，题材和内容却又千姿百态，请问您有时会不会同时进行几本书的写作呢？

柯云路：所谓写作速度快，只是因为几乎每天都坚持写作。作为一个作家，我的注意力是相当集中的。观察身边的人，任何一个写作者一天几千字的写作速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难在写作中常常可能因写作以外的事分心。

我一般不同时进行几本书的写作。但一本书还没写完，下一本书的构思与准备就有所重叠的情况是有的。而这一本书还在修订，下一本书已经开始，这种情况也有。

记者：从您的作品上看，您各个时期的题材都各不相似，但您并没有改变自己对社会对人的关注，而您却用“边缘化”来界定您的作品，这如何理解呢？

柯云路：我不曾率先用“边缘化”来界定自己的作品，是出版界与媒体最新做出这样的界定，我觉得这样界定我的作品，大多还是符合实际的。　

不久前，我被某些媒体评为“最会变脸的作家”，我说我是变又不变，但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还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

有些事有些人可能津津乐道，但我没有兴趣。有些东西我有叙述热情。对作家来说，我觉得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情的东西。如果没有叙述热情，两个人聊天都很尴尬，纯粹的应酬，很疲倦的。

对我来说，一个东西写成功了，再让我重复，一点兴趣都没有。写“文革”的五部小说，是五种叙述方式，每种都有变化，《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是一种方式，《黑山堡纲鉴》是一种方式，《牺牲》是一种方式，《蒙昧》是一种方式，形式上也在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可以了，其宗就是你的本分。一个作家必须有万变的地方，又必须有不变的地方。

记者：历史是无法回避的，我想读者们也很想了解一下您那段最有争议关于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写作经历。对于那段经历，您现在可有话要对读者说？

柯云路：我想说的是，东方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我现在仍在进行，至于何时发表我的新见解，要看时机，另外，我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多程度具有后现代的意义。

我想，人类永远要面对和认识未知的领域，切莫因噎废食。人的所知是很有限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并不清楚的，是需要慢慢明白的，人不要拒绝明白。我觉得这个世界最不好的愚昧就叫拒绝明白。

医生也说，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治疗。我不拒绝明白，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就要有能力感觉到一些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这要心态非常安静。

作家艺术家要能非常安静地看待这个世界，世界不安静是正常的，但你要看清这个世界必须是安静的，在静极处世界的奥秘、生命的奥秘就会纷呈在你面前。

记者：您怎样看自己以前的作品？

柯云路：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我对世界的特殊感受，我的感受是不是符合大家的口味不知道。但我想如果有一个宽松的条件允许我继续讲个人感受我还会讲，宽度有多大我就讲多宽。

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允许我们自由发言，我以为学术不探讨是会死掉的。就像一条河，宽度大一些就可以冲出新的河床来。当然有些浪花就牺牲了，但人类就是这么拓荒的。

记者：我觉得要客观地评价一段有争议的历史是需要足够的时间距离的。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事件，普通人是很难于置身事外，客观地来评判。影响判断力的还有潮流的大势，它往往会对某些个别的事物产生连带的偏差，比如，扫黄的时候，也会将个别谈恋爱的当作嫖娼的抓起来，您认为呢？

柯云路：你说，要客观地评价一段有争议的历史是需要足够的时间距离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历史的发展是否定之否定，而科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否定的基础上作出的新发现。如地球是圆的这一最普通的事实，对于几百年前的人类而言无疑是不可思议的。

我以求知的心态对待未知，也以坦荡的心态对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争议。还是那句话，我寄希望于时间。

记者：您是一个很有前卫意识和探素精神的作家，常常写一些别人没有写过的题材。您今后还会继续寻找的一些新的领域进行研究和写作吗？

柯云路：我自认为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都很发达的人。文学、音乐、绘画在我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哲学、社会科学、心理学、经济学我也都感兴趣。

我这个浏览一点，那个研究一点，就经常能够触类旁通。它使得一个人视野相对宽阔，我当然还会继续寻找新的领域进行研究和写作。这也是我的一种追求，我不想重复自己。

记者：您的“京都三部曲”中的《星新》、《夜与昼》、《衰与荣》，读者们反响都很好，但时至今日您的第三部作品却没有诞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柯云路：京都三部曲《新星》、《夜与昼》、《衰与荣》出版多年，最近又再版，仍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我是很欣慰的。第三部《灭与生》至今还常常有读者问我什么时候完成，原因是一言难尽的。

我在《龙年档案》的“后记”中做了某种回答，更真实的原因是，在《衰与荣》完成之后，我失去了对《灭与生》的创作热情，我在李向南身上已经停留了过长时间。

前面说过，我不想重复自己。而我那时的注意力，我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别的领域。对已经写出的《灭与生》的部分文字我觉得缺少文学新意，所以决定中断这个写作，并把已写好的近十万字全部烧掉。我至今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记者：您说过，中西方文化对您的影响是同等的，说明您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并不亚于东方文化。那么，您对于出国留学和移民的热潮有何看法？

柯云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批优秀年轻人出国留学，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未来都会产生正面影响。中国在历史上曾非常强大，但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华民族近几百年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外族侵略和奴役。

近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之一，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迅速输入中国。这对于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肯定是好事。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我曾经谈到过自己的一个“梦想”，如果再过五十年甚至再长一点时间，中国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全世界最优秀的青年人都纷纷涌到中国，学习我们的文化，在中国寻找人生最大的发展机会，那时我们就可以骄傲地说，中华民族终将以强者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

记者：您曾经到过哪些国家？有没有到某个国家定居的打算？

柯云路：我到过的国家很少。我是靠母语写作的作家，我不可能离开这片土地。

记者：您能对我们的读者说几句您最想说的话吗？success001.cn成功网

柯云路：《出国》杂志的读者大多数是年轻人，有的或许已经出国，有的或许正准备出国。你们是中国未来的精英和脊梁。现代社会是高度竞争的社会，每个人都面临着非常大的生存压力。

在紧张的生存竞争中，希望年轻的朋友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解决好自己面临的各种生存问题，在事有所成与身心健康之间找到一种适度的兼顾，一定要善待自己的一生。

关于柯云路的争议已经告一段落，而他的复出又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话题。也许“复出”这个词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作家即便是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探索和创作。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慽慽”。柯云路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完全可以用一百种，一千种方式来取悦读者，取悦舆论，然而他选择突入的依然是一个个有争议的禁区，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我衷心期待作家能够给读者们带来新的惊喜。（潜能开发学院）